导读：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于19世纪以前灌溉技术的落后，埃及每年利用尼罗河泛滥所提供的水源补给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对埃及而言，在其重新崛起的道路上，除了重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之外，应更多地给予农业政策上的扶持。埃及的发展提醒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人与自然的协调的发展，社会内部的分配的基本协调和均衡，人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马文峰补充）。
埃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于19世纪以前灌溉技术的落后，埃及每年利用尼罗河泛滥所提供的水源补给对秋冬农作物进行灌溉。古老地中海文明中，埃及是这一文明的粮仓，向地中海周边国家提供大量的粮食。伴随大量耕作，气候变迁，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耕地石漠化，荒漠化，尼罗河的粮仓逐渐萎缩，这里的粮食不仅不可以供应贸易出口，连自己的消费无法满足，埃及文明也就在人类历史三灰飞烟灭，仅仅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马文峰补充）。随着自19世纪初欧洲先进技术的传入，埃及农业逐步建立起了两年三熟的轮作体系，粮食再度实现自给自足，尼罗河地区再度被誉为‘尼罗河的粮仓’。
但随着人口的持续膨胀，埃及的供粮负担却在逐渐加重。由于埃及所实施的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造成农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偏低，致使其发展相对滞后，粮食产量无法赶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阻碍埃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曾依靠尼罗河的馈赠而哺育着其人民的国家，却陷入了粮食危机，粮食安全给埃及敲响了警钟。
表现形式
根据埃及的粮食安全现状，其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内粮食供不应求。面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形势，尽管埃及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粮食产量的提升，但在庞大的人口压力面前，国内增加的粮食产量也显得杯水车薪。粮食安全问题在埃及依旧没有得到更好地解决。以埃及人的主要粮食小麦为例。2004~2015年，埃及的人口一直都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增加人数近1800万人，但与之对应的小麦产量却没有持续增长，在2008年、2010年、2013年和2015年甚至出现了-3.6%、-15.52%、-2.94%、-2.41%的负增长。
其次，粮食需求高度依赖进口。进口量是衡量一国粮食短缺的重要指标。自20世纪70年代起，埃及就开始成为了粮食净进口国，粮食净进口量从1971年的193.3万吨增长至1978年的581.7万吨，此后该数值仍在持续攀升。小麦一直被开罗看作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但其进口量却逐年保持大幅增长的趋势。从2013年到2015年，埃及小麦产量分别为825万吨、830万吨和810万吨，消费量则达到1850万吨、1910万吨和1960万吨，存在严重的赤字。为了解决粮食赤字，只有靠大量进口才能弥补国内无法满足的粮食差额。
最后，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受供需矛盾尖锐和粮食进口依赖性强等两方面的影响，埃及国内粮食价格持续上升，这对埃及粮食安全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政府采取措施，向埃及人提供廉价的补贴面包，一个100克补贴面包的售价低于1美分，而非补贴面包的价格则是前者的10到12倍。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埃及国内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供粮压力也没有得到缓解。
诱发因素
埃及的粮食安全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自然因素的弊端随人口的持续增长而日渐显露。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地跨非、亚两大洲，濒临红海和地中海。境内沙漠广布，大部分地区为干旱的热带沙漠气候，终年炎热干燥，仅地中海沿岸为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就整体而言，埃及的自然条件对粮食生产弊大于利。
第一，埃及的土地具有人均占有量少、可开发土地资源有限和土地类型单一、耕地比重小两方面特性。埃及国土总面积为100.2万平方公里，地形相对平坦，境内大部分地区属于低高原，其中96%的土地为荒漠，只有大约34000平方公里且占国土总面积4%的土地为耕地。由于境内荒漠面积广大，沙漠成为了埃及主要的地貌特征。
第二，在埃及境内主要包括两种气候类型，其中绝大部分属于热带沙漠气候，降水量稀少，气候炎热干燥。在埃及北部地中海沿岸的狭长地带属于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少雨，平均年降雨量最多也只有200毫米。而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年平均降雨量仅有33毫米，开罗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沙漠广布，终年无雨，甚至有些地区两到三年才降雨一次，且雨量极少。
第三，尼罗河每年长达4个月的泛滥期会携带大量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泥沙顺流而下，沉积在尼罗河两岸，形成肥沃的河谷盆地和尼罗河三角洲。由于黑色淤泥是沉积在先前的砾石层上，部分积水会渗入地下，排进大海，进而避免形成沼泽或盐碱地，古埃及人把这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黑色土地称为“凯麦特”。尽管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土壤具有较好的自然养分条件，但埃及农业自古代就得益于此，土壤养分也随时间流逝逐渐流失。
其次，政府重工轻农战略阻碍农业的发展。自埃及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政府都关注农业的发展，但受国家发展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政策的制定并不如人所愿，为埃及农业发展增添了障碍。在纳赛尔执政时期，为了谋求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公开对农业进行压榨，制造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并以此获利。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埃及农业仅占国家投资比例的9%，尽管这一比例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而超过25%，但好景不长，在1975年农业投资所占比例跌至7%，而这种下降的趋势仍没有停息。在萨达特时期的1977至1979三年间，农业投资分别仅占经济总投资额的4.8%，5.1%和6.8%。
而在埃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是农业的1.45倍，到萨达特政府所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工业的投资额已经升至农业的3.46倍。而在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伴随着自由经济政策的实施，外商投资逐渐增多，进而使得国家更加偏重工业的发展。自2014年6月塞西担任埃及新一任总统以来，为了更好的推动经济发展，曾在2015年3月的埃及经济大会上公布了以年均7%为目标的四年发展规划。但会上所提出的项目中，涉及农业的并不多，绝大多数是为有关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和制造业等项目的投资。总的来看，政府投资的倾向性导致农业普遍受到忽视、农业利润回报率低下、农村投资环境趋向恶化，从而束缚了农户和私企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造成投资短缺—利润回报率低—减少投资的恶性循环。
最后，城市化使得人地矛盾更加尖锐。早在萨达特时期，埃及就采取开放的经济政策，外资大量涌入，城市快速发展。在穆巴拉克上台后，他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坚持对外开放，用生产性开放代替萨达特时期的消费性开放。穆巴拉克的经济政策加速了城市的扩张，埃及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衍生出了城市化对耕地的侵占和城市人口增多等问题。一方面，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提高经济效益，埃及把大量的耕地用于城市发展与建设。
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埃及2010年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2.9%，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04公顷。而城市化所占用的大多数土地都是肥沃并且非常有限的农田。这些农田所产出的农产品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能创造很好的收益，而这些农田的流失也造成了埃及出口的减少和国内供给不足。随着埃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本稀少的耕地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伴随城市化的发展，埃及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的出生率要高于死亡率，进而使得埃及城市的自然增长率不断上升。而除了城市除了每年新增加的新生婴儿外，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也是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2003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达42.9%，2014年达到了43.1%，而据联合国专家预测，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埃及城市人口的比例将增至2050年的62.4%。城市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粮食需求量的加大，但同时埃及耕地面积却在不断减少，人地矛盾尖锐从客观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进一步提高。
结语
粮食安全在埃及已愈发严峻，已不再仅仅是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层面。尽管埃及政府一直通过粮食进口和粮食补贴等措施在不断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但从长远来看，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非但不能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反而还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掣肘之力。对埃及而言，在其重新崛起的道路上，除了重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之外，应更多地给予农业政策上的扶持。
埃及粮食问题的发展变化，也给我们带来的重要的启示，农业是人类的基础产业，做好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做好一二三产的协调发展，做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间的收入相对均衡的协调，我们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总体的最大化，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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